本周，一揽子金融政策落地提振了市场情绪，也打开了对以财政政策为代表的其他宏观政策加力的想象空间。
9月28日，2024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等20位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著名学者与首席经济学家共同把脉经济，分析一揽子刺激政策的落地建议和其他宏观政策进一步加力方向。活动上，与会嘉宾也为当前新能源行业有序发展提出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表示，锚定今年经济提高速度实现5%左右增长的目标，按照目前经济发展形势看，需要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补偿消费增速下降。
余永定指出，进一步来看，在投资中，制造业投资表现较好，房地产投资增速低于预期，而唯一可能补偿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的工具是基础设施投资。“我是希望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要高一些。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完成今年的经济提高速度目标。”
余永定指出，经济学家现在在很多问题上趋于一致了，大家都承认我们国家的经济面临着严重挑战，而且大家慢慢的变多地同意我国要采取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前几天央行做了表态，我觉得那个表态是大方向非常好，是非常正确的，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评价”，余永定表示，“球已经到了财政部的场地”。
在看他来，中国不必要太担心政府杠杆率，中国财政政策扩张空间依然非常大。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饱和的观点也不正确。关键是相关准备工作是否做好了准备，有些省份已经有了很详尽的项目储备，但有许多地方没有这样的准备。2024年还剩三个月，仓促上阵有极大几率会出现很多问题。但一揽子政策出台，对大家说我们要做什么，可以充分提振市场信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表示，稳增长政策应该更多的向民生领域倾斜，要提高个税起征点，建立全国性的存量住房收购基金。
盛松成分析，如果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8000元，每年税收大约减少300亿元，仅为去年全年税收总额的0.17%。“这对财政没多大影响，但是这对于低收入人群是实实在在的收入，对促进这一群体消费特别有益。”
对于怎么来降低个税税率，盛松成给出具体建议：从10万到30万个税税率分别降低5个百分点。也就是在目前年收入10万元—20万元、20万元—35万元分别按10%和20%的税率累进征收个税的基础上，建议分别下降至5%和15%。“我经过测算大概是税收每年减少不到1000亿元。”盛松成说。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学家管涛表示，在9月24日一揽子政策出来之前，大家对中国经济有很多讨论和看法。但这一波人民币汇率反弹实际上从9月24日之前就开始了，而且人民币境内的交易价在9月13日开始就持续地升破了七块一，并不是9月24日以后大家看到宏观调控加码了，大家预期改善了。
“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现在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在9月24日之前经济预期已经充分定价了。”管涛说，现在又有一些人开始心思活泛了，说人民币是不是又进入了升值新周期？事实上，这波人民币升值其实就是两方面的原因，刚开始是外围因素的回暖。另外，中国出台新一轮的金融支持计划，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宣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此外，大家对增量的财政政策也有很多憧憬。这些预期在外汇市场上得到了反映。
管涛强调，国内经济的改善，取决于增量货币政策落地情况，增量财政政策跟进的情况及财政货币政策能否形成合力。
“但是，能不能让人民币单边升值呢？”管涛认为，不但要看中国经济表现，还要看美国经济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他看来，这一轮降息周期启动以后，美国经济实际上有三种情形，既可能是软着陆，也可能是硬着陆，有可能是不着陆。在不着陆的情况下，美联储有可能暂停降息，甚至有可能像格林斯潘一样的重启加息。在重启加息的情况下，实际上美元有可能重新走强，人民币还会继续承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内外部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人民币汇率更多是从过去的单边转向了双向波动。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下行的最重要压力源自于房地产领域。而在这其中，“保交房”应当被置于首要位置，其重要性甚至应优于“收储”。
陆挺解释，由于预售制的存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其实就是一个期货市场，而非现货市场。这一区别对于理解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困境至关重要。
“许多人在提出政策建议时，往往将房地产市场视为现货市场，认为问题就在于盖了太多房子没有卖掉。”陆挺说，而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也许并没有盖那么多房子，而是卖了太多的房子，但这些房子尚未完工。政策应当重点解决那些已卖出但尚未完工的房子，即优先“保交房”。
陆挺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主体问题在于预售制下出现的市场失灵。为了重建市场信心和秩序，一定要解决信心问题，让买房人确信他们可以拿到房子。这是重建市场信心和秩序的最重要环节。只有让买房人看到实实在在的房子，才能逐步恢复他们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据他估算，财政需要投入3万多亿元来解决“保交房”问题。他强调，这笔钱大多数都用在确保那些已卖出但尚未完工的房子能够顺利完工并交付给买房人。
陆挺呼吁政府和有关部门格外的重视“保交房”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确保买房人的权益。
此外，在他看来，财政政策可以从提高城镇和乡村居民养老金，减免农民医保投保费用等方面着手，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信心。
“过去三年平均每一年投资下滑在10%以上，房价下滑的幅度也更大一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俏表示，以往房地产主要是通过投资方式贡献经济稳步的增长。未来人类能通过大量保障性租赁住房，长租公寓，以住房消费的形式在城市居住。
这背后对应着两方面：一种原因是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最终形成；另一方面是一大批未来新市民，从房贷、购房首付的压力里面释放开来，有更多的财富、精力和时间去做些更自由的探索。
刘俏指出，目前有大约2.55亿人在城市里并没有居住下来，农村还将会有1.4亿人口转移出来，这合计近4亿的人口是经济逐步发展的活力来源。这是高水平发展需要的。
“房地产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节点行业，房地产市场发展从过往的简单开发商模式，向未来的‘开发商+经营商’模式转化，住房消费可能是未来房地产逐步发展新模式的答案。”刘俏说，这也与共同富裕、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密切联系。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表示，当今全球科学技术版图中，新能源、人工智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力量。它们不仅在各自领域内展现出了强大的增长力，更是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着未来科技与产业的格局。清华大学在这两个领域，从始至终坚持前瞻性布局，系统性谋划，力争在科学研究和人才教育培训方面都保持在前列。
作为我国最早开展人工智能教学和科研的单位之一，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应用创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2018年以来，清华大学在AI领域进行了全方位布局，先后成立了AI研究院、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和智能产业研究院等机构，积极推动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清华将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解决方案。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林毅夫表示，对于中国现阶段来说，要实现长期的稳定增长最重要是生产力水平的逐步的提升。这需要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
林毅夫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技等新兴起的产业，我国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而跟其他几个国家比我国有人才、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较为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优势等。
他举例说，软件方面，美国现在下载量最大的四个软件都是中国企业拥有的。比如TikTok，拼多多在美国的TUME，像快时尚的希音SHEIN和剪映。从硬件来看，“特斯拉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最高产量也不到3万辆、濒临破产。2019年到中国来投资，2020年就生产的48万辆，让特斯拉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变成现在市值最大汽车公司”。
“另外，我国电动汽车、无人机、太阳能板、锂电池的发展等，表明我们在新兴起的产业的优势已经显现出来。”林毅夫说，在传统产业上面，我们也有不少实现了国际领先，如高铁、家电和船舶制造等。
不过，林毅夫也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各地要因地制宜，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把各地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经济发达、资本丰富、人才多的中西部中心可以在新兴起的产业上下功夫。而中西部其他经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地区来说，发展的比较优点是传统产业，可以多利用人工智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等方式将当地产业从追赶型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领先型产业。
“从长期来讲，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之下，把优势发挥出来，经济就一定能继续维持中高速的增长。”林毅夫说。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当前全球经贸关系远不如疫情之前，经济稳步的增长对于贸易增长的带动作用在减弱，这提示我们，全球要回到多边合作的轨道上，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要回到通过沟通磋商来解决现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
对于中国来说，从外部环境看，朱光耀谈到，在产业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四个基本对华制约的框架已形成。一是为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出台了《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等，通过这一些政策来看，全球最大的产业补贴发生在美国。二是严格出口管制，对包括高新技术、芯片在内的技术对华出口实行严格限制，打压相关中国企业。三是通过高额关税制约中国电动车、锂电池、光伏设备发展。四是千方百计地做“盟友”工作。
朱光耀表示，基于当前的外部环境，除了推动各方回到多边合作的轨道，中国还需要发展新型生产力，实现数字化的经济同实体经济的深层次地融合。从全球贸易的贡献来看，数字化的经济对贸易的贡献在提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今年是“双碳目标”提出第四年，最重要的进展是中国一大批低碳绿色产业快速崛起。“这是超预期的。”刘世锦说。
在他看来，当前实现“双碳目标”主要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国际政治变动可能会影响“双碳目标”的稳定性，需要有战略定力和价值观的坚持。
二是产业发展目标的调整。站在企业角度、行业角度，现阶段要快速扩大规模，稳定市场，才能减少相关成本。这一些企业和产业既然超出预期“生”出来了，行业发展目标就要调整。
三是解决供需矛盾。在刘世锦看来，从扩大需求出发，需要把降碳目标量化地逐级落实，明确责任。“这件事情需要抓紧做。”此外，部分产能还得“出海”，需要统筹国内国外，平衡好供给和需求。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三大金融管理部门重磅发声，涵盖降准、降息、降存量放贷利率，创设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的各类工具等。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通过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以及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的操作新增8000亿元资产金额的投入股市。
从之前的限制资金流入到股市，到如今的这些资金只能买股票，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央行直接向股市提供流动性支持。紧接着是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几个不寻常将这一轮市场的热情推向高潮。
“最近一系列政策方向的正确性毫无疑问。”田轩说，A股这种扶摇而上怎么样才可以真正转变为鲲鹏万里，宏观政策该怎么样保持政策效能？不仅帮助经济从短期的困境中平安脱身，更重要的是助力实体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成功完成经济高质量增长转型，有许多非常多的核心问题都可以让我们将目光抽离出火热的当下，冷静地思考、讨论和研讨。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新能源行业发展将对我们国家资本市场影响巨大。我国长期资金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已经与美国接近，但大的全球龙头企业非常少。
“（国内长期资金市场上）能够成为全球第一的跟能源相关的仅有2家。”李迅雷说，但更多国内新能源行业的企业市值还没有足够大，但是产能、销售额已经实现了领先。这一方面反映出产业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是反映了全球对于新能源需求非常巨大。今后在产能总体过剩的情况下，行业分化是必然，“强者恒强，优胜劣汰”。
李迅雷建议，政府应该出台系统方案，完善新能源产业链发展的政策支持，更加精细化进行引导和管理，能够以行业龙头为主打造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这也将对消费促进有帮助。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在追赶时期，我国的“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当竞争转为“原始创新”时，长期资金市场就变得非常关键，需要风险投资发挥作用。
“过去18年，全球PE/VC、本土PE/VC在长期资金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沈建光举例说，“我们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当时做电商又去搞物流，绝对是创新，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模式，长期资金市场大部分也不看好，只有一两家看好、投了，结果成功了”。
沈建光说，很多创新是事先没办法预测，长期资金市场要去适应它，全社会也要对企业家、对资本秉持宽容态度。
他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展和壮大耐心资本，扩大长钱投资。缪延亮表示：“养老金、保险、社保资金等长期资金是创新投资的重要来源，但需要一个制度环境来支持其长期投资。比如加长考核周期、放宽投资限制、提高监管的包容性等。”同时，他还建议更好利用政府资金，通过提供担保等方式放大资金的杠杆效应。
缪延亮呼吁，畅通长期资金市场的退出机制。他指出，目前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比较单一，应鼓励开展二级基金如S基金，并开展更多的并购措施。这样不仅可以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更多的退出渠道，还可以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最后，他强调了加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建议加大反欺诈惩罚力度，提高投资者的保护水平，为长期资金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声明：证券时报力求信息真实、准确，文章提及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实质性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